殴打中国人。
“迪特里希下士说申克把一个受伤的犯人送到医院去了，请我过去看看。申克如此关心一个犯人，真是稀奇。除非这个犯人根本就是被他所伤。这就更让人费解了，我不知道申克这家伙搞什么鬼，他惩罚犯人，干嘛还要送到医院去。平时，他们要么将犯人直接打死，即使命比较硬，一下子没死的，他们也会最后来个干脆利索，还从来没有什么打完了人再来救治的。我忽然有种预感，想到”
我也想到了，恩斯特说“还在前面”，那么申克从来就没有放过他。我很紧张，能感觉出自己的心跳。我抓起恩斯特放在桌上的香烟，想抽一支，但是双手直哆嗦，好一会儿才把烟点着。
恩斯特一定在看着我，在我哆嗦着点烟的时候没有说话。等我抽上烟，他才继续道：“我到医院时，申克已经在那儿了，旁边就站着那个中国人，他好像没受什么伤，但是精神很不好。另外还有两个犯人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个卡波，（注：卡波是从犯人中挑选出来，管理犯人的监工。待遇优厚，可以不剃光头，伙食标准是普通犯人的十倍，还拥有极大权利，可以随意打骂、惩罚犯人，甚至有生杀大权。）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大家都叫他‘教授’。‘教授’是个政治犯，原来在莱比锡大学教哲学，在这已经三年了，人很正直，在犯人中挺有威信的。”
“他没受伤，申克打的不是他，那是谁？”我问道。
“是法比安。”
“法比安？”我一时没想起来。
“对，就是火车上的那个男孩，学艺术的。母亲是法国人。”
“哦，是他。他怎么样？”
“法比安的伤势很严重。依照惯例，我跟申克说不如来个痛快的。你知道我们的处理方法。”
恩斯特的声音很犹豫，很理亏。这是他最不愿意，却又每天必须面对的工作之一。党卫军领袖希姆莱认为，对于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根本不应该再浪费国家的资源。于是如果犯人生病或者受伤，状况较轻，经简单治疗后即可痊愈，继续参加劳动，还有使用价值的，医生可以给予他们有限的治疗。但是如果状况比较严重，一时难以治愈的，恩斯特，他这个集中营的军医就有责任给予彻底解决——把15毫升30的苯酚溶液直接注入其心脏，病人就会在一分钟之内死去。
“可是申克不同意，一反常态地恳求我一定要救法比安。我答应了，本来我也不想干那种事。我让他们所有人先回去，但是中国人不愿走。使我吃惊的是申克竟然让两个犯人和下士都回去，自己则留下来陪中国人一起等着。我回到治疗室，给法比安清洗、检查。结果使我震惊，法比安伤得实在太重了，必须做剖腹手术，不然只是拖延几天而已。这可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一个人也做不了剖腹手术。于是我开门去找申克商量。这时候我看见申克正在亲吻中国人。”
“什么？申克当着你的面？”
“不，不是，当时候走廊上没有人，申克一看见我就放了他。”
我一下子明白了。“申克是在用法比安胁迫他就范。”
“没错。我单独告诉申克，如果真要救那孩子，就必须做剖腹手术，修复受损脏器，那就需要他签字负责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申克对救人不感兴趣，他只是问：假如不做手术，法比安还能活多久？我回答：说不好，也许一星期吧。‘那就这样，尽量让他活得长一点。’这是申克的原话。”
恩斯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两条腿放了下来。现在，他身子向前倾，双肘支在大腿上，双手捧着头，香烟夹在右手的指根处燃烧着，袅袅地冒着青烟。我知道：这种姿态和表情，在他是少有的，只有在极其痛苦的时候，才会这样。
然后，恩斯特开始吸烟，低着头，拼命地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烟，直到手指没法捏了，才把烟头在烟碟里掐灭，再点上一支。
我想催他讲下去，可又开不了口。还好，他没有再专注着吸烟，抬起了头。
虽然没有哭，但是眼睛、鼻子都已经红了。“马蒂，我是个医生，我应当是治病救人的，不管他是谁。可是现在，我们被告知，谁该救，谁不该救……好吧，作为军人，我恪守誓言，我服从命令，我至少可以让他们走得不那么痛苦。但是那次，我被迫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无辜的孩子，一天天地衰弱，一天天地腐烂，看着他在痛苦中死去，同时我还帮着申克一起去欺骗中国人。我跟中国人说，法比安没事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我让中国人放心，我会照顾法比安的。然后……然后……然后申克就带中国人走了。”
“你为什么……”我叫了一声就说不下去了。我本来想质问恩斯特的，但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同样的问题，我也曾经每天都问自己，问到头脑发麻，问到自我厌倦，终是毫无结果。我们曾经是有良知，有信仰，有原则的人，是什么逼迫我们沉默、屈从，最终成为帮凶的？是申克？就他一个小小的少尉？不！不是，是纳粹的高压暴政，是希特勒的独裁统治，还有我们自身的人性弱点？
我拍了拍恩斯特的肩膀，不知道算是安慰还是抱歉，或者都不是，只是一种情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