么办呢？要帮您叫一份外卖吗？您要吃点什么？”
他朝我摆摆手。
我从口袋里找了一个小纸片，写了我的手机号码，递给他，说：“有事请给我打电话。”
我口袋里有印制精美的名片，但我还是想写下来给他。
然后，我跟他道别，离开。
我应该是兴奋的，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高兴。他灰白的脸色一直在我眼前晃荡，我心里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
第二日，我买了些自认应该有效的补品，一下班便直奔老莫的小院。
门没有上锁。
透过铁栅栏，可以看到老莫正在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。我敲了敲门上的铁杆，老莫抬头见到我，说：“进来吧。”我把那些盒子放在屋子的门廊下，过来看老莫劳作。楼后的斜阳找不到这些花花叶叶上，但新浇的绿色青翠欲滴，滋润过的花朵更增娇艳，挂着的水珠晶莹剔透。
这是我来这里的第三次。
我见老莫也不过这寥寥可数的几次，可我感觉我似乎已认识他一辈子，从来就认识。
我是个十足的迟钝之辈，适应性极差，与人初识时会局促不安，忸怩得令人发笑，更不用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了。
可我却似乎对这个小院熟稔得很，就像我从来就住在这儿，虽然我呆在这个小院的屋子里的时间加起来也许还不到一个小时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啦。可是我并不想去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我觉得老莫似乎轻轻得叹了一口气。
我抬起头来看他。
也许今天还没有刮胡子；病体未愈，面色依然是憔悴；头发也该打理了；双眼并没有摄人的神光；额际与眼角的皱纹显露着过往的沧桑。
我的心有隐隐的疼。我也叹了一口气，细微得连我自己都察觉不出。
浇花之后，进屋。看到地上的盒盒，他皱了眉，“买这些干什么？”我笑笑，没吭声。
他给我泡了茶。水中的茶叶尖尖慢慢地舒展，我看着碧绿的茶色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他自己也端起杯子，喝一口，问我：“你这几日没放风筝啊？”我说：“前一段出差。”他怎么会知道我没去放风筝？心里有了小小的疑惑，眼中便露出来了。他微微地笑了，“我前几天又去广场放风筝，没见着你。”我的心本来见到他就跳得毫无规则，这时更杂乱无章了。他在广场放风筝会看一看我有没有来？他关心一个他救了性命的落水者？我不知道该怎样想。
我想我肯定飞红了脸。我迅速想到了我过来的目的，问：“您今天身体怎么样？”
“还好。老毛病了，偶尔发作，服药后会好一点。”
我鼓起勇气说：“是哪方面的问题？我在医院还有几个说得过去的朋友，也许我可以陪您一起去看一看。”
他抬眼看我，说：“看的医生多了。就那样，得吃药控制。”朝我笑了一笑，似乎是对我这句话的感谢。他的笑脸带着巨大的感染力量，我连忙转过了视线。我怕我会失态。
我们聊了时事、足球和物价。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说——我集中不起自己的注意力，只能偶尔对他的某句话发出“会意”的傻笑。他好像也不是很善于聊这些话题。为了避免冷场，他打开了电视机。我们盯着电视，就着电视屏幕上某个一闪而过的画面，温文地交换看法。
很快就到了该晚餐的时候。他站起身，说：“我来做饭。你看电视。喝水自己倒。”我也站起来，我应该告辞的，可我去没有。我只是客气地说：“我来帮忙吧。”
他又朝我微微地一笑，摆摆手进厨房去了。
电视实在没什么看头，我于是又站到了那扇《定风波》的匾额下方。
他束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，看到我傻站在匾额下一动不动，眼里有亮光一闪。
不过半小时，晚餐就绪。他过来叫我吃饭。
餐桌中间是几道家常的菜肴：红烧肉香味扑鼻，色泽诱人；碧绿的青菜映着雪白的磁盘；炒笋片；花生米油光可鉴；西红柿蛋汤装了满满的一大盘。
“没什么准备，将就一下喽。”
我做了一个鬼脸，“这还将就啊？”闻到饭菜的香味，我夸张地嗅了嗅鼻子。
桌子上还放了一瓶“剑南春”，两个酒杯。
我们坐下来。他拿了酒杯把两个杯子斟满。我其实是不能喝的，可我也没有阻拦。
不过三两杯，我就红晕满面，不能再喝了。他也不勉强，自己便也收了杯子。我劝他再喝一些，他说：“够啦，我也不多喝的。”
餐后，我就回家了。
“我第一次在他家吃饭，我第一次在他家喝酒，我第一次和他说了这么多话。可是，我和他还是和陌生人一样，我对他还是一无所知。”我在当晚的日志里这样写。
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是值得高兴的一天。
☆、六
六
隔了三日，我再一次来到老莫的小院，老莫正好刚从外边办事回来。我还是留下来吃晚餐，并且餐后自告奋勇地包揽了洗碗“大事”。毕竟是更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