阴霾的天空下，残阳如血，将所有人的身影都拉得很长，隐隐有些暗红。一如这凌乱的战场，到处都残留着暗红的血迹。天似乎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，十分的哀伤，为这天下间又少了一个忠臣义士，让这浑浊的人间少了几分清新，黯然失去了一点颜色。
吴谦心情很沉重，一个来自未来，身上带着浓重西方舶来文化的未来人，没有为自己的胜利而高兴，反倒是随着李星沉的殉国而哀伤。他不仅为自己痛失人才而难过，也为这即将没落的东方文明而心哀。这一刻，他骨子里华夏的血脉在激荡，他在不断的思考，难道就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吗？是的，胜利者不该得到谴责，失败者却是要向他们学习，在哪儿跌倒，在哪儿爬起。可这就一定要全盘否定过去所有的东西吗？
西方的，就一定是先进吗？东方的，就一定是落后吗？
西方求利益，讲地缘，行战略，信基督。
东方求权势，讲霸道，行王道，信仁义。
归纳起来，就是西方利益至上，才在德前。东方仁者无敌，才在德后。
西方利益至上，就要靠着卓越的才能，去试探，去寻找，对方柔软的腹部，给予致命一击。或靠阴谋诡计，或靠强横实力，去夺取，去占有。信奉实力，敬佩强者，看重勇气，畏惧决心。道德只在才能之后，金钱才是王道，它可以带来一切，也可以向基督救赎自我的堕落。
东方仁者无敌，却是真君子有，伪君子更多。这套标准定的高了，高估了人的品行，让人够不到，却又不敢不从。毕竟高尚道德是完美的，被大家所传唱的，所公认的，上到君王，下到小民。不达标者，也只好做个南郭先生，滥竽充数，口中讲着道德，心中求着利益，言行不一。求的利益，行的虚伪，不以为耻，反引为荣。所谓道德标准，也只是虚设。不如西方低要求，踏踏实实的走路，找个制度的牢笼，扬善避恶，不让自己在内外两套标准中迷失自我。
可是，这条路真就错了吗？是不是也只是少了一个牢笼，来扬善避恶，发挥它的长处。
若真错了，那为何自己又会在李星沉面前自惭形秽，他的人格的魅力是如此的不可抵挡的，看来这套标准里也能真正的出王者。而且不是一般的人才，是能够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强者，而不是西方的所谓的独裁者。两者之间，只是一个德才兼备，一个才能卓著。虽相似，但才只是外在的表现，德却是内在的涵养。独裁者只能靠力量来服人，只能是强者对弱者的压制，却无法和同样的对手维持均衡。强者却是靠着自身品德的光辉，来让别人自主的臣服，而他们一身不逊于人的才能，不过是维护自己和自己支持者的工具。
道德至上是不行的，但没有道德又是不能的。
可是，回顾上下五千年，这华夏大地上真就是只讲道德吗？
那若是如此，为何有秦，为何有汉，为何有唐。
在他们的字典里，也是只有道德吗？
不，绝不是这样的。道德之争，始于宋，流于明，行于清。
故明清，有清流之臣，求名之辈。
宋朝的道德之争，开始只是政治势力的角逐，一群真正有道德有才华的人，以道德为材质，用才华来制器，打造成的政争工具。渐渐越闹越大，以至于为道德而道德，对内对外妥协，以至于内外皆虚，而外亡其国。
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。
后来者，不思教训，只为政权而歪曲思想理论，图一时之利，家国天下能够长久。本该是先行一步，为未来做准备的思想理论，却在不断地向政权谄媚，向强权低头。不仅绝了自己的后路，也将政权带向不归路。国有诤臣而不亡，在宋朝从名义到实质，再次真正实现一家独大，再没了唐时道家学派竞争的时候，儒家这个曾经锐意进取，吸取别人长处，自我革新的学派，也一如所有的垄断企业一样，不思进取，开始堕落起来。眼中只有利益，没有底线，谄媚君王，害人害己。皇帝把道德当成钳制臣下的工具，臣子把道德当成邀名上位打击对手的手段，以至于由上到下全都似道德先生，泥沙俱下，不辨真伪，对内相争，国内不宁，外饰道德，示之于外。内部不和，外部不争，内外皆虚，又焉能不亡。
不比汉唐王霸掺杂，或儒皮法骨，或道家无为，既讲实力，也用道德，求德求才。也不比秦朝，用法家，行霸道，实力至上，只求才具，灭六国而有天下。此三朝都是亡于内，而非亡于外，都是以强而亡，非弱而凋零。
就是后世，随着文明的发展，富裕起来的西方人，不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，开始给利益争夺罩上一层道德的面纱，开始走上了华夏人老祖宗的王霸掺杂之路。只是新瓶装旧酒，换了个词。王道成了民主自由，成了人权民生，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，也只不过是两套蕴含各自对道德不同理解的理念之争。霸道自然就是手中大棒，制裁封锁，予取予求的变相掠夺。时代变了，标准变了，民心也变了，可理还是那个理，还是用着那些个手段向外掠夺，供给自身，缓和内部矛盾，形成内和外争的格局。虽然这王霸手段尚才威力初显，但随着他们这么走下去，虽然不侵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