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胡宗南自己并不知道，当他于50年3月下旬在西昌即将失守、他和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在台湾的江结時因为痛恨胡的战守无能和全军覆没，尤其痛恨胡的粗疏，竟让**谍报人员熊向晖长期潜伏在自己的司令部，以致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。为此江结時别说让胡担任自己的接班人了，他甚至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湾。老江要求胡与西昌共存亡，或死或俘听其自然。
眼看着胡宗南就要成为**的俘虏了，他的好友、当时任台湾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为胡说情。郭一再坚请，甚至向江结時直言说：“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，既违反了战争利益，也违反指挥道德。”这样，老江才默许派出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来台。
1950年5月11日，刚刚来台、当时的“总统”江结時和“行政院长”陈诚都拒绝见他的胡宗南，自知罪孽不小躲在花莲思过避祸。他得知一则消息：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——“监察院”中，有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对他提出了弹劾，言辞非常激烈。
领衔弹劾案的是已经72岁的“监察委员”李梦彪。实际上李梦彪早在1949年10月，就草拟了一份对胡宗南的弹劾书，准备提交当时刚迁到重庆的监察院。当时朋友劝说，胡宗南正率领重兵入川作战，此时弹劾恐怕对军心士气发生不良影响，李梦彪才隐忍未发。
然而不到两个月，胡宗南匆匆入川的20多万大军便在川西平原上灰飞烟灭。所以这一次弹劾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。当时从大陆逃到台湾的“监察委员”总共只有60多个人，参加这一次联署弹劾的监察委员竟多达50多人，这样恐怕将来审案的人都凑不齐了。所以还劝退了十几个，最后保留46人。这篇弹劾文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“监察院”院会。
经院会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审查，弹劾案成立。旋即按法定程序，将此案送达“行政院”交“国防部”军法机关审理，同时移付“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”审处。
与此同时李梦彪等人还油印了数十份，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各大报刊杂志登载，广造舆论，一时形成风潮。当时港台两地，人们争相传诵，轰动一时。
这份弹劾文的标题是：“胡宗南丧师失地，贻误军国，依法提出弹劾，以肃纪纲，而振军威。”
弹劾文首先对台湾当局在整肃失职军政大员中，所谓“切实查照办理，以振纪纲，而挽颓风”只是说空话，表示不满：“乃观其措施，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，而对于受任最重、统军最多、莅事最久、措置乖方、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，一无处分，殊深诧异。”其中用了四个“最”字，堪称四个大大的惊叹号。
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自1932年年底率部进驻陕甘以来，所享有的日益增大的权力与种种优厚的待遇：“平时养兵四十五万，部队不为不多；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（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），配备不为不精；国家所给饷项，未减丝毫，地方供应粮秣，十足输纳，加之临时征而又征，借而又借，军需不为不裕……用民不为不劳；自驻军西所，以至放弃，将近二十年，莅事不为不久。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，据如此之形势，有如此之兵力，苟能措置有方，保此雄藩，岂惟作西北之长城，抑且为国家之柱石。”
弹劾文最后指出：“事实俱在，焉能为讳。……除丑类而奠神州，奈何使纪纲不立？为国家前途计，理合依法提出弹劾……”
胡宗南5月11日得悉此事，立即由花莲赶回台北。当时的新任“行政院长”是陈诚，“国防部”因部长俞大维未到任，实际也由陈诚主持。过去胡宗南一直与陈诚不和，两人多次发生冲突。现在陈诚大权在握，胡却无职无权遭弹劾待审，胡会不会遭到陈的报复呢？台湾岛上下也都关注着“弹胡案”的进展与结果。
胡宗南面对弹劾案，摆出了一副高姿态。当他的友好与部属提出招待记者、制造反击舆论或联名上书委座、“辨明是非”时，胡却不赞同，表示愿意接受国法的任何裁决。
胡的许多友好跟下属分头奔走，劝李梦彪等人撤销原案。但李梦彪不为所动，而且不胜其烦，写了一张纸条贴在进门的墙上：“贵客光临，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，请缄尊口，以免鄙人开罪。”
于是，胡宗南的友人与下属便发动“国大代表”与“立法委员”，联名上书江结時与陈诚，为胡宗南申辩洗刷。他们没有能说动“国大代表”，却说动了一些“立法委员”。结果，在1950年5月底6月初，由一位颇有声誉的原上海滩著名律师江一平领衔，声称有张鸿烈等108位“立法委员”署名。联合上书江结時与陈诚，反驳李梦彪等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指责，为胡申辩。
联合陈情书认为胡宗南“忠党忠国”、“拥护领袖”、有种种功劳。据说江一平等人的这篇陈情书，出自胡宗南的密友与部属赵龙文的笔下。但此事当时闹出来大乌龙。声称有108位“立法委员”联署的陈情书，在报刊上登出来的名字却只有37位。而且接着就有列名其中的彭善泉等8人，投书报刊公开声明，否认自己列名。据说